1939年一个阴沉的早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经理科长赖祖烈踏着青石板路走向位于市中心的银行。这位身材瘦削的干部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手里紧紧攥着盖有红色印章的提款单据。这是他每周例行的公务，但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一次外出都暗藏风险。
银行大厅里，昏暗的灯光线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灯罩洒下来。赖祖烈站在柜台前，将单据递给戴着圆框眼镜的银行职员。职员接过单据时，手指微微颤抖，显然认出了这位特殊客户的身份。周围几个看似在办理业务的顾客不时投来探究的目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当赖祖烈清点完厚厚一沓法币准备离开时，银行门外的街道上传来刺耳的刹车声。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正在盘查路人。他立即警觉地退到大厅角落，将装钱的公文包塞进宽大的棉袄内层。这个看似平常的提款任务，此刻突然变得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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